演唱會競爭白熱化 港以科技覓生天
燈光四射的舞台背後藏著數以千萬計的商業價值，每場演唱會中製作公司無數次考量市場反應。香港舉辦演唱會的成本漸高，加上內地場館配套發展日趨完善，競爭激烈。香港公司嘗試以宣傳手法及嶄新科技，鞏固香港演唱會的市場地位，捍衛黃金招牌。
記者：許碧珊 鄭鳴慧 梁健詩 尹鳳生
攝影：許碧珊 鄭鳴慧 梁健詩 尹鳳生
編輯：李耀榮 房嘉謙
版面編輯：尹鳳生
若想籌辦一場演唱會，可用主辦與協辦兩種方法。主辦指演唱會由經紀人公司負責，一間公司包攬統籌、策劃、製作及宣傳等工作。協辦則指經紀人公司與投資者合作，包括贊助商、廣告商、合作夥伴等，共同籌辦及推廣演出，分散製作風險。不過隨著越來越多香港藝人進軍內地娛樂圈，更成功在內地籌辦大型演唱會，令香港公司備受挑戰。
無懼虧損重視宣傳
鄒世龍在1997年成立種星堂，三年後再創立種星堂娛樂，發掘藝人進軍娛樂圈。旗下藝人包括周柏豪、袁澧林、連詩雅等，成功吸引大量年輕人關注。演唱會不僅為生財工具，鄒世龍更覺得是助新人打響名堂的妙法，他甚至知道在同行裡，有些公司寧願盈利虧損，也要達到宣傳目的。
種星堂籌辦演唱會時，首先會安排場地及聯繫製作公司，然後宣傳部會與演唱會導演商討宣傳主題，找出當中噱頭，再度身訂造最適當的宣傳方式。常見的社交網絡宣傳策略能大量發佈宣傳帖文，通過粉絲與藝人互動拉近彼此的距離，被視作其中一個有效渠道。「社交媒體的廣告數量必定是最多的，因為它的成本相對較便宜。」不過，鄒世龍覺得社交平台一日內更新大量資訊，容易令演唱會宣傳帖文「沉底」，因此策略上仍用傳統廣告牌宣傳，雖成本高，但可有效增加曝光率。
直播版權費高
演唱會宣傳再多，實際表演時，呈現方式亦要考慮，不少公司在演唱會加入虛擬實境(VR)和直播，吸引更多觀眾。種星堂管理部經理Cindy Leung指，旗下藝人周柏豪和連詩雅的演唱會亦曾嘗試直播。她透露公司收取的版權費取決於直播時間、次數及觀看地區，「獨播很常見，而版權費可高達數千萬，所以不是每次演唱會都能有直播。」
豐華唱片(香港)公司曾在2013年與日本31家劇院直播《哀悼張國榮十週年演唱會》，是香港最早嘗試海外直播演唱會的唱片公司。總經理祈樂民表示，演唱會直播的支出常比技術成本多，版權費或比訊號費昂貴。假如全程直播，兩項費用可過億。他看好科技結合演唱會，預備在今年六月籌辦一場結合擴增實境(AR)的演唱會，他亦深信AR與演唱會結合將會成為市場發展新導向。
不過，鄒世龍卻認為VR只是噱頭。他指技術雖可增加演唱會趣味，但或致觀眾頭暈，反而導致觀感不佳。「假如增加科技元素，門票價錢會隨之而上升，所謂羊毛出自羊身上，消費者要承擔更多成本。」雖然他同意演唱會直播將成大趨勢，但他認為現場觀看更有氣氛，直播難取代傳統觀看模式。
舞台製作高風險
2006年成立的特高娛樂製作專辦演唱會，每年籌辦逾50場，市場及營業部經理梁子賢指，公司並不看重演唱會籌辦形式，不介意作主辦方還是協辦方，「演唱會主題新穎就會做」。他籌辦演唱會多年，觀察到香港演唱會行業的變化。他指出，以前演唱會多由一間公司包攬整體製作，期望賺取所有利潤，不過現時大部分公司認為籌辦演唱會是高風險投資，多選擇與其他公司協辦，共同承擔演唱會的風險。
特高娛樂製作市場及營業部經理梁子賢，曾參與籌辦多場演唱會。
舞台製作費用高昂，舞台效果製作費常佔總成本一半。為維持收入，演唱會須出售最少七成門票才可收支平衡，因此公司一般都會多設座位或多加一面舞台，以保證獲利。梁子賢認同由三面台增至四面台影響票價，「以紅館為例，四面台可容納12，500人，而三面台只可容納9，000人。在同樣投資額下，但成本攤分之後有很大區別。」
市場規模小周邊賺薄利
在香港舉辦演唱會的成本高昂，反觀內地場館配套完善，不少香港藝人亦選擇北上開演唱會。祈樂民批評香港場館太少，市場規模小，局限日台藝人來港演出，「他們須投資大量金額，但回報卻不多。」他認為中港兩地公司可合辦演唱會，攤分製作成本，增加利潤。祈樂民透露豐華唱片在內地業務的資金投放增加八成，利潤隨即增加三成，該年收益共增加數百萬港元。
售賣周邊商品也可成為另一吸金方法，祈樂民認為周邊商品及影音產品的定價來自演唱會的紀念意義及即日限定價值，因此價格自然較高。演唱會周邊商品銷量約佔演唱會的整體收益一成，約數萬至十多萬的利潤，銷量不錯。
兩地演唱會業務競爭激烈，香港雖然經歷黃金80年代，但今不似昔，內地製作水平逐漸超越本港。當場地與資源仍有局限，本港製作技術可達世界級水準，不同公司亦願投放資源開發技術，未來能否以此打出生路，還看市場接受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