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八時許，24歲的嘉浚下班回家，打開電腦開始他的第二份工作。嘉浚白天是一間葡萄酒公司的市場推廣員，同時擔任編劇、攝影師等工作。他有一個名字——「斜槓族」（Slashie），也是香港五十多萬零工經濟大軍的其中一員。


記者：梁敏義　張淑婷　唐頌欣　謝子諾　陳家聰　梁翠麗
攝影：梁敏義　唐頌欣　陳家聰　梁翠麗　文紀喬　李宛霖　張倩婷
編輯：郭嘉輝　陳極彰　吳家耀　錢慧琦　林澤民　林沅旻
版面編輯：文紀喬

多元職業　收入不穩

　　「大學畢業後，我跟同學的投資不一樣，他們投資現金，我則是投資未來方向。」陳嘉浚大學修讀資訊管理系，兩年前從大學畢業，沒有像一般畢業生，選擇一份穩定收入的工作，反而投身「斜槓族」。他白天從事市場推廣，負責管理 Facebook 專頁、舉辦試酒活動等，下班後及空餘時間，則為經紀公司撰寫脫口秀劇本及攝影工作。

　　嘉浚畢業後曾獲公司取錄正職，但崇尚自由、熱衷嘗試的他，明知「斜槓族」收入不穩，亦寧願放棄全職工作，當一個「斜槓族」探索不同興趣。現時白天的市場推廣工作為短期合約，其他工作則按項目給予報酬。在旺季,他月入約$25,000，而在淡季及放假，收入只有$10,000 多，「我的收入比一個剛畢業的大學生還少，但這麼早決定鐵飯碗很浪費。」

　　美國《紐約時報》專欄作家 Marci Alboher，在 2007 年創了一個概念「Slash」（斜槓），指愈來愈多年輕人不再滿足於單一職業，同時擁有多重職業和身份，他們介紹自己時，會用「/」來區分自己不同職業。

　　不過,「斜槓族」非年輕人專利，近年有不少中年人士，在人生下半場轉換一個新環境。54歲的陳立業（Lambert）三年前放下珠寶公司副行政總裁身份，成為「斜槓族」一分子。他回望過去一直賺錢，希望趁自己仍有能力回饋社會，「該賺的錢已賺了,人生還有 30 年,應該如何利用？」

　　Lambert 興趣多元，同時兼任電台主持、專欄作家、大學教授及福音歌手。他熱衷教育。在多間院校擔任客席教授，同時為學生做在職培訓及職業輔導，常與學生聊天。他說大部分學生想獨立自主，「斜槓族」能涉獵不同工種，但認為每人的風險管理不一樣，不能單為興趣，亦要明白「斜槓族」沒有穩定收入。人到中年才想到「追夢」，Lambert 直言沒有困難，與年輕「斜槓族」相比，比較沒有財政壓力，他在商界打滾 30 多年，一直任職管理層，亦有不同投資，也可靠投資回報可過活。

　　根據統計處 2015 年數字，香港有 52 萬名彈性工作者，包括臨時工、兼職人士及自僱人員，佔全港就業人數 13.9%，人數在過去十多年大幅增長。短期工作模式愈趨普及，創出另一種經濟形態——零工經濟（Gig economy）。

　　零工經濟指人們通過互聯網平台簽訂各種工作合同，通常是短期工作和零散工，例如像嘉浚及Lambert般的「斜槓族」及自由工作者(Freelancer)。

短期工作　職場新趨勢

　　華生職場顧問公司董事孫立民認為，不少公司為節省經營成本，例如強積金、醫療福利等，按工種而聘請自由工作者。以他的公司為例，其主要業務為僱員輔導，因晚間輔導員人手不足，所以聘請兼職輔導員。彈性工時，但入職要求與全職一樣。至於非主要工作如平面設計，他們會招聘自由工作者，要求亦相對較低。

　　香港有不少企業改用零工模式，他指與市場需求轉變有關。就零售業而言，商品以前要經生產商、代理、零售才到達消費者手中，但現時流行網上平台交易，運作成本降低，售價亦自然降低，「現在很多網店，實店設於工廈，顧客在網站下單，如要看實物就到工廈，不用長期開店。」他又表示現今資訊發達，出現很多格價網站，價格透明加速推向零工經濟。

　　他又認為零工經濟不僅包括「斜槓族」及自由工作者，而是透過大型平台，讓一些個人擁有的資源投放於市場，「你看到Uber、Airbnb，甚至淘寶，其實他們都是用這個概念，開發未活用的資源。香港中電也有回購太陽能計劃，市民在家中用太陽能發電賣給他們。」他指銀行以前會經營保險，但因不是其主要業務，銀行會將保險部門外判。

　　他指不少公司都想運用市場已有的人力資源，他們彈性時間、在家工作，對公司有好處。但另一角度，孫立民直言「斜槓族」見工時仍被「歧視」。他指「斜槓族」可分為「防守型」及「進取型」，前者指工作者本來有一份正職，於空餘時間發展副業，後者則指一人身兼幾份兼職。

　　人事顧問在招聘期間，對「斜槓族」印象有保留，「人事部看到你的履歷，沒有一份正職，覺得他們不定性。」而一般公司亦不歡迎同事做「斜槓族」，認為他們未能專心工作，加上公司政策要求員工取得批准後才可兼職。孫立民建議年輕人當「防守型斜槓族」，先體驗職場文化，在有正職基礎下才發展副業，從而發掘自己的興趣。

在職貧窮成主因

　　零工經濟在港悄然興起，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邱林川認為，社會有崇尚創業、嚮往自由的傳統，另一方面，香港在職貧窮情況嚴重，特別是年輕人缺乏向上流動的渠道。根據政府數字，專上教育程度的在職貧窮人士數目，由2012年的1.84 萬人，增至2016年的2.83 萬人，短短四年間上升53.8%。新增的約一萬人中，約5,600人為兼職人士，當中3,300人18 至24歲青年，超過八成為學生。

　　他認為零工模式對香港的短期經濟影響不大，因香港早有大量零散工，零工經濟只是延續及強化過去總體趨勢。但對年輕人的影響則不容低估，因為他們大量使用智能手機，網上提供大量機會接觸工作資訊，但在勞資關係不平衡的情況下，他們議價能力特別弱。

　　邱林川表示：「零工經濟在年輕人群體中日漸普及，恐令這代人的人生規劃更短視、事業發展更艱難。」年輕人的工作態度繼而影響香港中長期經濟，他指整體經濟會缺乏發展方向，年輕人因此只想「搵快錢」，變得更加短視。

　　他認為零工結構可補充主體經濟，對未來香港經濟實現可持續發展更有利，但不宜成主流，「假如斜槓族為主流，影響十分負面，會出現更嚴重的貧富差距，也會如十多年前的日本出現社會經濟下流的情況。」他認為斜槓工作易上手及賺錢，吸引年輕人應徵，但背後常有陷阱，如拖欠工資、沒有工傷保險，加上香港勞工保障體系不健全，一般僱員的保障意識亦薄弱。

　　正如邱教授所指，自由工作者以自僱人士形式出售服務，並不受僱於任何公司，因此勞工處的《僱傭條例》並不適用。勞資雙方自行訂立合約，即未能享有最低工資、勞工保險及僱主強制性強積金等保障。如果遭到拖欠薪金，他們無法向勞工處求助，只能當作商業糾紛，循法律途徑追討賠償。

合約模糊　寧受剝削

　　「我明明屬自僱合約，但條約卻像僱員合約，例如限制上班日子及定期開會，也不能招收跟中心同區的學生。」23 歲的劉小姐曾於學校及藝術中心全職教跳舞，但發現工作需兼顧太量行政工作，加上朋友指自由工作者（freelancer）的薪金較高，上班時間亦比較彈性，能夠讓她繼續進修音樂，於是兩年前在網上及琴行接洽教琴工作。

　　劉小姐與琴行簽了一年合約，期間因急事而提前幾個月解約，公司要求她賠償完約前的收益，金額約五位數。劉小姐就合約條款跟公司爭執，她認為自己薪金不算多，卻要賠償大筆金額，合約雖有說明要賠償，但該條例字體較一般小，涉誤導之嫌。後來她向香港音樂導師工會求助，律師至今仍在處理事件，「工會有律師給予專業意見，讓我知道合約中有多少條文不合理及無須履行。」

　　她事後得知不少自由工作者也有類似經驗，發覺合約條款不清晰，「公司看似想嚴格地控制自僱員工的上班時間，而不是想與他們合作。」因上網接案方便，亦不用受到傳統公司束縛，儘管曾與僱主發生糾紛，但她仍無意重返全職工作。她認為自由工作者一直面對勞工問題，但相關措施不多，唯有閱讀清楚合約條款以保障自己權益。

　　像劉小姐敢於追討的自由工作者並不多，職工盟個人及社區服務行業職工總會總幹事劉家樂表示，大部分自由工作者會選擇啞忍，一次又一次遭僱主剝削。「他們不敢追討，因行業窄，對方勢力太大，怕被人抹黑，令他們情願啞忍。他們啞忍情況過久，有些公司恃著自己有些名氣，就利用這情況去壓榨員工，特別在演藝行業發生。」

OLYMPUS DIGITAL CAMERA

招聘平台　不受監管

　　一般職業介紹所受《僱傭條例》及《職業介紹所規例》規管，不少自由工作者於網上求職招聘平台尋找工作。劉家樂稱平台即使收取佣金，但開宗明義表明不是僱傭關係，亦不受勞工處監管。以中介費為例，根據法例，職業介紹所可收取的佣金不會多於第一個月工資的10%，但網上平台多數會收取50%以上，甚至是首兩個月的服務酬金。

自　　由工作者可以透過勞工處，檢查網上平台是否持牌，但如果他們聲稱平台沒有僱傭關係，勞工處亦不會受理。劉家樂稱，即使自由工作者感到受騙，採取法律程序亦不容易，「受害人只能民事訴訟，但他們要找很多的案例，去支持自己的立場，這樣是相對困難，他們不熟悉法律便會放棄追討。」

　　他指大部分個案跟拖欠薪金有關，「拖糧是這個行業的常態，自由工作者不像全職人士有欠薪法例保障，拖半年糧是正常的事，甚至拖幾年都試過。」他們亦常面對被公司壓價、版權被竊取等情況，尤其在文字及藝術行業，公司有不同的原因說他們的作品不適合，但最後拿取成果而不付錢。因不受勞工條例保障，自由工作者只能透過法院追討賠償，他們被拖糧金額一般在五萬港元以下，就會入稟小額錢債審裁處。

港企宜仿效歐洲做法

　　平面設計自由工作者陳凱希（Mack）於2017年建立「香港自由職業者資訊站」，因為看到海外有網站讓自由工作者交流資訊，認為香港有需要設立一個聯盟，於是與幾位朋友開發這個網站。

　　Mack亦曾遭不公平待遇，四年前有客戶透過網站找他，要求他設計公司商標及印刷品，「對方同是香港人，在商談好交貨日期及報價等細節後，我二話不說便接下生意。」項目開始後，對方卻提出要他先購買素材及模版等材料，Mack 沒有多加考慮便答應，後來發現扣除成本後，酬金已所剩無幾。

　　歐洲地區如英國及荷蘭，自由工作者佔總就業人口的15%，亦有增長趨勢。Mack認為歐洲機制較完善，例如以里程碑（Milestone）方法付款，保障雙方利益。有香港接案平台已開始仿效歐洲做法，「視乎項目時間，公司或發案人預先支付一筆首期的50%，完成後再支付尾款50%，有些國際慣例則會分三期支付。」

保存記錄　免除爭議

　　劉家樂建議，自由工作者應保持良好記錄習慣，如工作、出糧紀錄，及善用通訊軟件，因能保存對話紀錄，如果要追究都有證據。劉家樂稱，職工盟曾向政府反映勞工保障問題，卻未有獲得勞工處回應，「現在的自由工作者人數愈來愈多，凸顯勞工政策越趨落後。」

　　他認為，在進入法律程序前，勞工處可作調解角色，「大部分糾紛都是爭議僱傭關係，其實可先經調解後訴訟，政府有空間去做，但現時政府不正視自由工作者數目的增長，不清楚政府有否把自由工作者計算入勞動人口在內。」

　　勞工界立法會何啟明認為，零工經濟的工作模式愈趨普及，內地專車司機、上門服務盛行，均屬自由工作模式，若香港增加這類工作模式，工作者透過網絡平台接洽工作，需釐清誰是僱主或自己是否自僱人士。他同時關注工傷問題，「自由工作者沒有勞工保障，如有工傷，僱主沒有責任，但僱員又沒有購買保險，誰為他們負責？」他建議政府修改《僱傭條例》，降低受到勞工法例保障的門檻，或清晰界定勞工和僱員。

留言 Com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