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名奇兵 玩轉譯樂園
司馬丁和DiDi本來只是普通的上班族，兩人誤打誤撞，竟闖進「譯樂園」，成為電影譯名撰稿員！電影業界出奇地有趣，司馬丁和DiDi不但要為外語片譯出戲名，甚至要力保票房！在漫長的「度名」旅程中，他們不但尋得樂趣，還悟到更深的人生道理……
記者：陸 霖 孔詠珊
攝影：李詩慧
編輯：江仲妤 劉卓姿 陳琬珺
版面編輯：馮家淇
「現時電影不斷翻拍續集，所以（譯名）只須加兩、三字，或者『新』字，所以不難。但如果只寫這些，我拿份人工會慚愧。」電影譯名既取其義，亦合其意，但要令譯名獲人傳頌，譯名撰稿員要腦力全開，發想創意，千百譯名選一。候選譯名想得太多，滿意的結果卻難出一二，工作於安樂影片的司馬丁看化譯名工業：「無原則的，不要太執著，只不過是一場遊戲。」
百老匯電影中心節目策劃DiDi坐在司馬丁身旁，不像他般情緒高漲，但同樣要為譯名思前想後。主要從事各類電影節的獨立電影，規限較少，但難度絲毫不減，「最重要是讓觀眾記得。一星期上映這麼多電影，觀眾要如何記得你？」
力抗悶局 呃LIKE不能重覆
《奪命西》（《A Million Ways to Die in the West》）、《作死不離三兄弟》（《3 Idiots》）、《鬼魅山房》（《Silent Hill》）……優質電影譯名能深入民心，背後功臣司馬丁卻是半途出家，「我本身讀生物系，在研究室中研究DNA，是一個好理性和內向的人。但命運不能解釋，緣分亦不能控制。」他本想嘗試市場策劃，寄信自薦後，卻成了電影譯名撰稿員。
「當初要一次創作20至30個譯名，要不斷修改，要好用力去創作。」司馬丁設計《鬼魅山房》譯名時，從「山」想起，想到雍雅山房，再逐步重組砌字，「上司說我很用力，剛好被我撞中一個，好幸運。」
電影系出身的DiDi先從短期工暸解譯名構思過程，再經介紹正式入行，至今為不同獨立電影設計譯名，往往須一次過構思二十多個戲名。「香港譯名是華語地區最好，因廣東話較靈活多變，玩味元素較多，也不會太注重英文原名。」中台譯名各有風格，但在她眼中卻是無趣，「以《La La Land》為例，台灣譯作《樂來越愛你》，雖然香港譯名（《星聲夢裡人》）都不是太好，但歌舞在香港早已建立以『星聲』為名的形象。」
「《星聲動物園》（《Sing》）出自我手筆，」司馬丁亦有構思過類似譯名，「改名時就已知一定會被採用。當然我都想改一些有趣名稱，但不容易被人接受。」電影劇情萬變不離其宗，但譯名卻不能止步不前，「（同一模式）用得太多便會欠缺新意和令人反感，人們會覺得我已經看過。」在司馬丁眼中，譯名藝術是矛盾，既要讓人很快知道電影內容，又不能讓人感到悶，「現時要『呃Like』（吸引人點讃），人們要一秒便知道內容，這是時代問題。」
譯名新奇多變，但亦漸成公式。災難片內幕幕「浩劫」、賭場裡常藏著「豪情」、愛情片必備「情緣」……「打工而已，是甚麼甚麼浩劫的了。大家接受，我又沒辦法。」司馬丁眼見現實如此，唯有苦笑，「食字一次可以，兩次還接受到，三次就不好了。」搞笑片亦是譯者難題，離不開『爆笑』、『搞笑』與『棟篤』，司馬丁深嘆一聲，眉頭皺得過分，「你看黃子華的電影，叫《棟篤特工》呀……你覺不覺得好笑？Come on!只是黃子華好笑罷了。」
香港製造 外語片方程式
譯者遊走於電影世界，朝夕異想天開，其實障礙不少。「不能用太粗俗及『爛』字作譯名。」司馬丁以《爛泥》（《Mud》）為例，他雖覺是好電影，但自己內心卻因譯名而不想入場觀看，「這是人性一種，人會先入為主。」若譯名設計得太文藝或太深奧亦會「趕客」，影響票房表現。DiDi在電影節中設計譯名多年，深有體會，「就像電影節有大約80套戲，譯名設計得較好會更加吸引，例如《美圖BB》會較《偽真情相簿》吸引。」
亞洲電影常得港人喜愛，譯名亦有別類構思。DiDi打趣道：「如果是泰國電影，就會像泰國餐廳那樣，全部都是『泰』好味和『泰』想食。」司馬丁就覺得，這些譯名更須「貼地」，讓人不會感覺奇怪，但凡事總有例外。「日本電影會在選詞上偏向日系。溝通上譯名除了字面意思外，潛意識亦有影響。」
《逆權大狀》電影海報。
韓國電影譯名亦要韓味十足，司馬丁構思出《逆權大狀》譯名，亦開創「逆權三部曲」：《逆權司機》和《逆權公民》也依樣葫蘆。他直說：「就如構思《屍殺列車》，不是『屍殺』就是『喪屍』，不是『列車』就是『火車』。」
主流電影如此，獨立電影亦然，「其實我譯得比較差。司馬丁將一套電影改20個名，我就是一次過改20套電影的名字，一切由我自己決定。」DiDi曾構思《伊朗式分居》（《A Separation》）譯名，創新伊朗電影譯名的思維，「因為獨立電影比較不熱門，所以更加需要有所引導。之後構思伊朗電影譯名可能都要加上『伊朗式』一詞，一目了然。」
DiDi亦有試過意外獲得讚許。「上年有一個譯名被讚，就是《就算世界與我為敵》（《A Man of Integrity》）。」獨立電影譯名強調電影中心思想，市場考慮相對較少，「例如《Zero Motivation》，你們（司馬丁）改就會改成《Hea爆扮工室》，但我們就會改成《完全唔想做》。」
「現在又要向外國本公司交代譯名，而假如香港譯名意思不接近原戲名，是不行的。」譯者面對同樣問題，過去科技不如現時，司馬丁覺得自由度較大，「如50至60年代電影《Mary Poppins》譯成《歡樂滿人間》，譯出意思，完全沒問題，但假如現在再這樣譯就未必接受。」
「日本片更嚴重，因為他們識漢字，不允許大幅更改。」DiDi過去曾構思日本電影譯名，但卻處處碰釘，「片主自己認識漢字，又覺得自己的片名就是如此，不容我們去改，有再多創意都無用。」不過，日本片譯名亦常出現文法錯誤，例如《誰調換了我的父親》。
市場本色 怎能讓創意飛
每部電影背後深藏巨大商機，市場價值往往影響譯名構想，「永遠都是市場為先！不要跟我說甚麼創意。」聞言司馬丁大聲答道，「香港就是兩件事：人工和交租，講完。你有可能打倒他們嗎？不可能的。那些才能賺錢。」
去年上映的《曾經是同志》（《I Am Michael》），司馬丁亦曾嘗試構思有趣譯名，例如《當米高轉入直路》、《誰拗直了米高》、《中途落機的米高》、《基．不擇愛》等，最後因公司保守，沒有選擇這些有趣名字。「觀眾不笑就糟糕了，一定要讓他們有反應。《曾經是同志》？Who cares?」
《曾經是同志》電影海報。
譯者在現實與創意間掙扎，總不會碰上天天陽光，司馬丁無妨直言：他每天都厭倦當一個譯者。「常說『做這行，厭這行』，但我會說這不可以。」訪問歷時接近兩小時，他常說「算了，放工就不要想了。」可是當談到職責，他卻是另一態度：「拿了人工就要咬緊牙關，想夠20個名字。就算你喜不喜歡也好，都要有新意。」他自嘲一切只為交租，但仍要堅持求新意，「你們覺得我癡線，不要緊。你們不明白我想甚麼，不要緊。我這個月出了糧，我對得住自己。」
「工作存在於喜歡與不喜歡之間，亦是存在於開心與不開心之間。」DiDi不似司馬丁般高談闊論，平靜地說清現實，「你越喜歡的事情，你越容易灰心，但你遇上你不喜歡的事情，你不會有影響，因為你都不著緊。」
「每一天人生都要有希望。」很多時候，譯者都不敵現實，但二人卻搬出《馬克白》的獨白來勸勉，「在絕望之中尋找一點光。」譯名並非單憑創意就能憑空冒出，背後多番考量，千次計算，最後才得於人前出現。二人手握「譯權」，任職「度名奇兵」，日夜榨盡腦汁，無非博君一笑，買票入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