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六七半世紀 兩個立場 三種看法
半世紀前的六七暴動，影響仍然深遠。五十年後的今日，社會制度與風氣雖已改變，但近年同樣出現佔領行動及初一旺角騷亂兩件社會運動，香港陷入撕裂。記者訪問不同政見人士，比較三件事件。事後檢討，或許能從中找到異同，避免重蹈覆轍。
記者、攝影：李翌成 李樂欣 陳靖祺 吳紫陽 張美華 鍾卓燃
編輯：鄭雲風 李卓謙
版面編輯：李樂欣 潘欣琪
縱火擲物 vs 真假菠蘿
1967 年的六七暴動由罷工及一系列示威引發，造成 51 人死，近 2000 人被捕。六七動力研究社社長陳仕源曾參與其中。他與不少親中組織一樣，認為事件只是「勞資糾紛」，並非「暴動」，因英治政府指揮警察介入，鎮壓示威者，才會出現大規模放置真假炸彈。
當年「真假炸彈陣」嚴重影響港人生活。據警方數字，當時防暴隊找到 8074 個懷疑炸彈，及 1167 個真炸彈。陳仕源表示，「我相信當年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參與者都是自願，為反對港英高壓統治及血腥鎮壓，才會發生之後的不幸事件。」回顧過去，他承認行為脫離現實，「當時不少人來到香港，都是為兩餐飽飯。放炸彈影響民生，所以得不到市民支持。」
香港工商日報當年有關小姊弟被炸死的報道。(來源:香港舊照片)
去年初一發生的旺角騷亂，過百名示威者與警員衝突，多人受重傷。率先前往支援的交通警遭示威者襲擊，向天開槍兩次示警，但無法阻止騷亂。示威者用磚頭、石頭等雜物投擲警員及警車，又在街上縱火。事後有過百人被捕，亦有市民被控以暴動罪。
「當晚我看直播看到凌晨四點，你問我警員開槍是否正確，我說正確，他十分聰明。」陳仕源斷言，「（示威者）又撬地磚，又放火燒的士，如果石油氣爆炸呢？你想想後果多大？如果回到六七年，警察會向天開槍示警嗎？直接就射向人群了！所以我說現在警察十分文明。」
陳仕源認為兩件事性質不同，難以相提並論，「六七參與者是「被（施）暴」，但初一騷動的參與者卻是「暴」了警察。」他強調評論及回顧歷史，都要先了解前因後果，才能全面分析。
罷工工人抗議政府鎮壓。（來源：香港舊照片）
爭取民主 vs 憤帝憤殖
2014 年，持續近 79 日的佔領行動亦震撼社會。運動緣起為學生罷課，因此領袖或示威者中均有不少學生。「學生血氣方剛，參與社運好正常，我們從來不去指責。」陳仕源續比較佔領行動及六七暴動，認為兩者有別，「六七是因為憤帝憤殖而來，與爭取民主的佔領行動不同。」他續指：「民主自由是與生俱來的，毛澤東、蔣介石、孫中山、甚至史太林及列寧都是這樣說。但是問題來了，雨傘運動用七十幾日將我們香港（經濟）置死地，你認為又應該怎麼評論呢？」
當年誰是誰非，似乎仍是見仁見智，但陳仕源總結一句：「若（社運）脫離實際，脫離群眾，你一定錯。」然而，人民力量譚得志（快必）卻認為：「我們應從歷史中學習，反省不足。」他認為分析歷史不應只著眼於傷痕，更應從中吸取教訓，否則只會故步自封。他續指，回望歷史時應反省自己，不要永遠把自己看成受害者，「我們有沒有在歷史事件上吸取任何教訓，反省自己不足夠的地方？」
旺角騷亂中有示威者焚燒垃圾桶。(資料圖片)
愛國為上 vs 事事批判
譚得志又認為，親中人士否認六七屬「暴動」，是因不願承認自己的行為。「暴動就是暴動，愛國就是愛國，無須迴避。我同意（六七暴動）涉及勞資糾紛，但是否勞資糾紛就可以放炸彈，就可以殺死人？」他認為即使為了愛國，違反人性仍是錯誤，理應承擔代價。
譚得志不認同旺角騷亂是港府所定性的「暴動」，指出「暴動」一詞界線模糊，但「起碼要有人死、長時間、造成很大社會動盪」，具體如何定性仍取決於政府態度，「當權者不會（把界線）劃得好清楚。（定義）朦糊，市民便會覺得，寧願不要出去，萬一它被定性為暴動，經過現場就會被控。政府愈要打壓，就愈輕易定性暴動。」
譚得志從多次社運中得到啟示：「政治會令人迷失自己，太愛政權、太愛國家是十分可笑。參與政治運動要保持高度警覺，要批判當權者的任何言論，事事問『為何』，有時候亦要批判自己的行為。」他續指佔領和騷亂仍未有充份檢討，「若沒有人反省，只會無方向地繼續重覆，最終亦只會迷失。」
佔領行動的示威者在連儂牆貼滿便利貼，表達訴求。
滿腔熱血 vs 三民主義
當年僅十三歲的劉銳紹亦曾參與六七暴動。轉眼半個世紀，親中人士認為六七不是「暴動」，但劉銳紹絕不認同。「六七年肯定是暴動，不只是大規模武力衝突，還有製造炸彈。以現時標準，這些行為是當年的恐怖主義。」他指出，示威者不能以針對英治政府，及於炸彈寫上「同胞勿近」等理由，包裝誤炸平民的行為。
劉銳紹形容六七暴動是「三把火燒一隻鑊」。「三把火」代表暴動的起因，第一把火是英治政府的高壓統治。「當時社會貪污腐敗，社會秩序亂套。尤其發覺北京不會於此時收回香港，所以她（英治政府）對左派的暴力壓迫愈來愈強。」第二把火是北京的政治推動。時值文革，中國輸出革命，不僅影響東南亞，亦支持本港左派鬥爭。第三把火源於當時港共及土共的領導層。港共是共產黨派往香港的幹部，土共則是本地共產黨或左派。「當時於新蒲崗人造膠花廠發生勞資糾紛前，已有人四處尋找可放火之處，港共與土共一直尋找機會。」火燒的鑊則指整個左派，「所有人頭腦發熱，不顧一切，胡作非為。最後鑊上的肉，就是全港市民。」
親身經歷多次大型社運，他認為示威者應了解歷史，「很多運動去到某些位置就會出現盲點，六七如是、六四如是、雨傘如是。」他鼓勵同學理解以往運動的經歷，不要認為那是過時的想法。他提出「新三民主義」：拓展民智，提升民間智慧；壯大民氣，壯大民間士氣；提高民技，提高市民回應官方的技巧。似乎，由市民自己出發，借古鑑今，也是一個方法。
示威者於馬路貼出「還我民主」字句。
《文匯》《大公》看暴動
親中報章《文匯報》和《大公報》於1966年九龍騷動表明支持英治政府鎮壓，要求盡快恢復社會秩序，但對暴動的定調卻截然不同，兩報社論由最初稱之為勞資糾紛，到最後變成反對英國「迫害」。《文》更指警方「有計劃、有預謀」策劃以「極端殘暴」手段「血腥鎮壓」，直指警察「蓄意要向中國人民挑釁」，而《大》五月十二日則以「港英對中國人的迫害在升級了」為題，指「血腥鎮壓是早有預謀的」。
兩報其後宣稱北京支持左派行動，將事件由勞資糾紛提升至民族反迫害，並與文革連結。兩報都將政府形容為「帝國主義」和「法西斯」，亦將同期九龍城寨拘捕行動連結，指出港府迫害「中華民族」。
至於佔領行動期間，兩報明確支持政府。《文》於佔領爆發翌日，批評「部分學生並不了解國際政治及香港基本法，盲目追求並非萬靈丹藥的西方民主，又受反對派煽動，變成打頭陣的炮灰，暴力衝擊政府總部，和平不再。」同日另一篇報道更指，示威者曾提出四個「無理要求」，「警方昨日不得不發射近年罕有使用的催淚彈控制場面。」；《大》更以「反對佔中守護香江」為題特別設立網絡專頁。
劉銳紹指，左派報章當年狹隘地理解宗主國和殖民政府的概念，以「大家長思維」面對中國。「他是我的爸爸，即使他做錯也是我的爸爸。」他認為這種思維，在現今政治環境毫無說服力，反而應該重視政府施政是否得市民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