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逾古稀守老店 蘇賡哲助客覓珍書
讀書可能是一件孤獨的事,但讀舊書卻不盡然。新亞書店店主蘇賡哲用店內舊書疊成桌子,這些舊書被買走後,又會再次漂書漂回店裡。他說:「正如我叔叔做牙醫,做了一輩子牙醫,來來去去都是那幾個人在醫牙,醫了一段日子就壞了再找他。」書店的客人亦如是,就像一群老朋友交換藏書來看。
記者:李梓謙 周子晴 蘇雪瑩
編輯:羅熙雅 吳嘉敏 歐雨昕
攝影:李詩慧
版面編輯:陳靖祺
蘇賡哲雖為書店老闆,但文字對他的影響沒有想像中那麼大。他求學時並非修讀文科,甚至不喜歡與文字有關的科目,他平淡地告訴記者:「我覺得一種工具當你能夠靈活運用就已經足夠了,沒有必要再去深入研究。」寫作是他幾十年來也沒停過的習慣,即使移民去加拿大後仍保持每日寫報紙專欄。對他來說,與其咬文嚼字來研究聲韻或古文的意義,倒不如擁有像董橋般的好文筆來得實際。

蘇賡哲用舊書撐起書櫃
與書結緣 細數往事
站在旺角街頭,舉目便能看見大大小小的書店招牌,我們曾留步的又有多少間?六十年代香港舊書店林立,1968年正值文化大革命與香港暴動的年代,蘇賡哲在廿二歲甫大學畢業時便開書店,一開便是五十年。舊店位於洗衣街,那時他由地鋪做起,然後從閣樓最後搬到十六樓,可謂樓層最高的書店。以前他每天都會走遍香港,去鴨巴甸街、荷李活道和上環的舊書攤到處覓書。可惜現在書攤都消失了,單靠幾十年來的熟客賣書給他。書店由地鋪搬到樓上後,他發現開書店的意義不在多少客人上門,而是他們能否找到珍貴的書。
新亞書店的定位與文化大革命有很大關連,當時國內出版的書被大量燒毀,香港的內地書頓時變得矜貴,各地讀者包括美國國會圖書館負責人都跑來香港收購,所以才會說香港對華文書籍的保存和引介有莫大貢獻,遺留下來的就是這一批內地的文史哲書。雖然文革已過,國內出版業也復甦,但新亞仍繼續走這條路。
開店迄今五十年,蘇賡哲雖談不上閱人無數,卻也能觀人於微。香港中文大學的陳正祥教授每次到書店都要「講價」,為了幾塊錢也能談上半小時,於是他忍不住說:「陳教授,不如這樣,你以後不再和我講價,今天這一批書我就全部送給你吧。」這位教授道謝後便滿心歡喜地離開,然而他第二天再來時還是照樣討價還價。說罷,他又想到另一位常客,地理學教授吳敬宏,「(他)挺喜歡講價的,只會講數毫子,但是如果你不答應他,他就會拿起桌上的廁紙,捲了一坨值回這些錢的紙巾才走。」 這些趣事多不勝數,他曾經失望,也曾哭笑不得,但見盡人性也是經營書店的樂趣之一。
臥虎藏龍 如獲至寶
藏舊書是不少愛書人的習慣,新亞書店空間雖小,藏書量卻多得連老闆也數不清。蘇賡哲形容客人收藏舊書就像是娶老婆,「因為他娶這個太太回家,不是要她做家務或打工賺錢,他只是想擁有這個女人;來這裡的人只想擁有那本書,不是要把書翻破。」店內書本定價不一,從一元到數十萬元都有,他憶述在多年前曾受朋友委託,拍賣一本由幾位女傳教士合資送給慈禧太后的《慈禧太后聖經》,後來被數個知音人看中,最後以四十多萬成交,成為新亞書店最貴的書。近年也有數本書在這裏高價拍賣,如金庸其中一本小說《鴛鴦刀》的一頁手稿以十八萬元成交,張愛玲的親筆書信以四萬元投得。他曾在其他訪問中透露,這些人不惜重金投得心頭好,是買一種有文化的感覺,自己就好比賣感覺的人,或許這就是他多年開店仍樂此不疲的原因。

新亞書店門外有收購舊書的告示。
愛好舊書的人都知道孔夫子舊書網,但新亞書店絲毫沒有被網絡書店影響,這群讀者的樂趣是往書店裡逛,但網絡無法讓人真正走進去。蘇賡哲告訴記者,到新亞書店購買舊書的大部分人都不是來看書,而是尋找某本書,很多書店的客人在這裡找到了自己的「太太」。除了新亞書店,蘇賡哲曾與已故政治家司徒華合伙經營專賣新書的集雅書店,特別的是司徒華從來不跟他聊自己以前的經歷。後來書店雖然結業,但二人自此結為好友,淵源亦由此展開。
卿本佳人 奈何作賊
蘇賡哲與司徒華相識逾四十載,可謂歷盡變遷。兩人投資開書店,一直合作愉快,直至司徒華改變五區公投的立場,令他對司徒華非常失望。當年他們跟傳媒人劉天賜三人晚聚,席間司徒華極力支持五區公投,甚至準備了一份辭職參選的名單。可是,當蘇賡哲從加拿大回來後,發現他改變立場,反對五區公投,而受到多方指責,「後來就我們知道司徒華不是反對五區公投,而是進入中聯辦,所謂密室談判,得到一些對民主黨有利的東西。」憶起備受尊敬的司徒華,因此事而受到眾人羞辱,蘇賡哲一臉感慨。
司徒華親題新亞書店的招牌。
外界指蘇賡哲「逢共必反」,他笑說現時中國的資本主義發展成熟,推翻過往的共產思想也是反共。對他來說,所謂禁書只是一些紀錄有關共產黨和中國政治的書,藏有禁書根本微不足道。他自覺嚐遍人生的甜酸苦辣,不過在六四事件時,他和家人都曾擔心過自身安危,他告訴記者: 「自己老了,你們年輕人不同,你們會有許多的願望要去達成,有許多的責任都在你們的肩上,對我就許多都過去了。」縱然他口裡說放下,但對這裡仍有感情,他十歲才移居香港,少不免會有愛國情懷,可惜現時已對國家感到絕望,才會參與撰寫《香港民族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