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 9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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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仁師友雜憶

猶記得當年入讀樹仁歷史系,那時還未升格,屬四年制的榮譽文憑課程。榮譽文憑?它既不是高級文憑,但修讀時間又比學士學位長一年,不錯,當年仍是三年制大學的年代。

高考「炒了」,入讀樹仁大概是選擇不多下的抉擇,這恐怕是絕大多數同學的心態。更有不少同學抱着第二年以非聯招之途晉身八大院校。可是清代大儒曾國藩不是說:「坐這山,望那山,一事無成。」如果當年我一心轉校,恐怕就成就不了今天的我。

當時,歷史系只有三位老師,一位是先師余炎光教授,那時已年過七旬,專攻中國近代史,同學都稱他為「余伯」。另一位是何麗兒老師,是中國社科院專研津巴布韋歷史的學者,「麗姨」退休後,我曾跑到北京探望她。還有一位是本地年輕學者羅永生博士,他至今仍於樹仁執教,是協助歷史系升格的老臣子。

我們的師生關係極好,系主任余伯待我們如子侄,會叫我們去他府上「打牌」。他跟麗姨都是老人家,不單熟讀史書,他們本身更親歷近代中國的磨難。余伯憶及當年「土改」,領導要它帶學生去打地主,他們又不忍心真打,年輕的余伯想到打竹竿掏空了心,打起來「鏗鏗聲」卻又不怎麼痛。北京作客麗姨家中,她跟丈夫娓娓道來昔年文革浩劫,丈夫因在工廠工作,帶領工人造反,引發起文革第一波打倒四人幫風潮,結果受牢獄之苦,夫妻兩因此逼不得已分隔十載,我聽得差點流下淚來。

那時,我沒有像某些同學般立志轉學,反而受老師啟發,很早便定下以史學為終身志業,第二級時便出版了第一部著作,畢業時已發表了四篇論文。這大抵是受了曾國藩的啟迪罷了。

如果當年我一心轉校,恐怕就成就不了今天的我。
如果當年我一心轉校,恐怕就成就不了今天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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